理論與現實的交鋒
“究竟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還是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這個看似抽象的哲學命題，卻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當代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所面臨的根本性問題。近年來，湖北省推進的“三資三化”改革引發了廣泛關注與熱議。然而，在我們深入剖析這場改革之前，或許更應該回歸到一個更為本質的問題：究竟什麼樣的企業，才能真正被稱為“社會主義企業”？
長久以來，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只要是政府出資設立的企業，便理所當然地具有社會主義屬性。於是，“國有企業即社會主義企業”成為一種不言自明的邏輯。然而，如果我們真正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傳統中去審視這一問題，便會發現這一論斷存在著根本性的偏差。正如馬克思所言：“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意味著，我們不能簡單地用一個國家的政治屬性來定義其內部經濟組織的性質，而是要從生產方式本身出發，探尋其內在的本質特徵。
回顧中國現代史，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時，並未立即宣告進入社會主義階段，而是經過長達七年的過渡時期，完成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根本轉變。直到1956年，隨著公有制經濟佔據主導地位，中國才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形態。這段歷史清晰地表明：社會主義的實現，並非源於政治宣言的頒佈，而是建立在與之相適應的經濟基礎之上。
第一章：何為真正的社會主義企業？三條不可動搖的標準
第一節：生產目的的公益性導向
企業的根本屬性，首先體現在其生產的終極目的上。資本主義企業的核心驅動力在於資本增值，利潤最大化成為其一切行為的最高準則。在這種邏輯下，即便是對社會福祉至關重要的公共服務領域，一旦無法帶來足夠的利潤回報，就可能被無情地拋棄或削減。
例如，在過去十年間，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陸續關閉了近五十家產科病房，其中有半數以上集中在近四年內關停，僅洛杉磯縣就有十七家醫療機構停止了分娩服務的提供。調查顯示，這些醫院的背後多是跨國營利性醫療集團。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原因在於，當地醫保體系對順產專案的補償水準偏低，使得這類服務難以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因此，儘管生育健康事關基本人權與社會長遠發展，但在資本眼中，它不過是一道可以被輕易捨棄的成本題。
相較之下，社會主義企業的使命在於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服務於國家戰略全域。無論是高速鐵路網路的鋪設、大型民用客機的研發，還是新能源技術的突破與生物醫藥的創新，在這些領域中，中國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實現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追趕甚至超越，恰恰是因為在這些關鍵領域，企業不以單純追逐利潤為導向，而是將社會責任與國家利益置於首位。
當然，強調公益性並不意味著否定經濟效益的重要性。利潤仍然是評估企業經營效率的關鍵指標之一，它為擴大再生產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然而，在社會主義企業中，利潤絕非經營的終點，而是實現更高層次社會目標的一種手段。
第二節：勞資關係的本質是合作而非剝削
判定企業性質的另一重要維度，是其內部的勞動關係形態。在典型的資本主義企業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處於分離狀態，工人為了謀生不得不出賣自身的勞動力，形成一種表面平等實則依附的契約關係。在這一框架下，資本及其代理者（企業管理層）擁有絕對的控制權，而廣大勞動者則淪為被動接受指令與監管的物件。這正是馬克思所揭示的“勞動異化”現象——人與其創造性活動相疏離，成為資本增殖鏈條上的一個環節。
相比之下，社會主義企業理應實現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職工作為企業的主人翁，不僅應享有勞動報酬的權利，還應參與到企業重大事項的決策過程中。發展規劃的制定、利潤分配的方案、管理者的選聘等事宜，都應通過職工代表大會等民主機制進行充分討論與表決。唯有如此，才能從根本上克服勞動的異化狀態，使勞動者重獲對其生產活動的自主權。
值得注意的是，當下許多企業熱衷於採用勞務派遣、業務外包等靈活用工形式。固然，這在某種程度上適應了市場化配置資源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企業借此規避本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支付加班費用、提供職業安全保障等，那麼無論其所有權歸屬如何，其在生產關係層面依然帶有濃厚的資本主義色彩。放眼現實，有多少所謂的新型企業幾乎不再直接聘用長期雇員，而是將項目層層轉包？這其中是否存在對勞動者權益的系統性侵蝕？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思。
第三節：剩餘價值的分配應體現社會共用原則
企業的分配結構，尤其是對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的處置方式，同樣是區分社會制度屬性的試金石。在資本主義體系中，這部分價值主要以利潤、股息、利息等形式被資本所有者及其代表獨佔。由此導致的直接後果便是社會財富日益向少數人集中，而廣大工薪階層的相對貧困持續加深。這種兩極分化的態勢正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內在規律所致。
舉例而言，美國大型企業高管與普通員工之間的薪酬差距常高達百倍以上。對此的主流辯解是：高層管理者對企業成長的貢獻遠超一般雇員，故其獲取高額回報乃天經地義。然而諷刺的是，當企業陷入困境之際，常見的應對策略卻是大規模裁減基層崗位，同時管理層仍能維持甚至提高自身待遇。倘若業績下滑確系管理失策所致，那麼責任主體為何無需承擔相應代價？這套看似合理的解釋背後，實則隱藏著深刻的制度非正義。
反觀社會主義企業，其剩餘價值的歸屬與使用應當遵循社會化原則。企業在提取必要的發展準備金後，應將大部分盈利用於上級國庫，進而轉化為全民共用的公共資源——無論是投向教育事業、醫療衛生、養老保障，還是支援科技創新與國防建設，最終都將惠及全體國民。
那麼，我國的國有企業在實踐中表現如何呢？據公開資料披露，目前非金融類中央企業的稅後利潤上交比例按年度劃分為五個等級，最高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以中國電信為例，該公司在2021年實現的淨利潤約為259.52億元人民幣，其中約131.97億元用於股東分紅，而上繳至中央財政的金額僅為16.7億元。這一比例顯然偏低。橫向比較可見，法國國有企業通常將其利潤的百分之五十納入國家預算，義大利的這一數字更是達到百分之六十五左右。相形之下，我國平均值僅在百分之二十上下徘徊。面對這一現狀，我們又該如何客觀評價自身的實踐成效？
第二章：三資改革的方向辨析：邁向何方？
在對社會主義企業的評判標準達成基本共識的基礎上，讓我們將目光聚焦於當前備受矚目的“三資三化”改革進程。所謂“三資”，即指國有資源的資產化轉型、國有資產的證券化運作以及國有資金的杠杆化運用。官方闡述指出，此舉旨在全面提升國有資本的運營效能，優化國有經濟的宏觀佈局，激發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從而助推國民經濟的高品質發展征程。
接下來，我們將結合前述三項基準，對這一系列改革舉措進行系統檢視：
- 國有資源資產化：此項改革旨在將土地、礦產資源及各類公共基礎設施等轉化為具備獨立核算能力、可供市場化經營乃至轉讓的交易性資產。在此過程中，我們必須警惕一種傾向：這些寶貴資源是否會因其經營性功能的強化，而從原本的服務公眾宗旨滑向片面追求營利的深淵。
- 國有資產證券化：這意味著允許上述資產進入資本市場流通，供金融投資者買賣交易並分享紅利。隨之而來的疑問是：未來的利潤分配格局將發生何種變化？是更多地回流國庫以支撐社會福利體系建設，抑或是優先滿足股本持有者的回報訴求？
- 國有資金杠杆化：即以國家投入的資金作為引導性資本，廣泛吸納民間社會資本的協同參與。筆者原則上贊同此種模式對放大政府投資效能的積極作用。但同時也不禁追問：如若投資專案實現盈利，其成果應如何在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之間劃分？倘若遭遇虧損風險，又該由哪一方最終承擔損失？厘清這些權責邊界，無疑是確保改革穩健前行的關鍵前提。
此外，若從動態發展的視角加以考察，我們還需反思：此番變革的真實意圖究竟何在？是為紓解眼前財政壓力採取的權宜之計，還是著眼長遠的結構性重塑？
第三章：破解困局的可行之道：替代性方案的探索
毋庸諱言，當前許多地方財政正承受著巨大壓力，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告別長期以來依賴土地出讓收入的增長模式，無疑是一場痛苦卻又必需的蛻變。然而，“三資”改革所提供的路徑是否潛藏著“寅吃卯糧”的風險？甚至可能誘發更大的系統性隱患？為此，我們不妨拓寬思路，設想幾種可能的替代路徑：
其一，適度調升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比重。資料顯示，2024年度A股市場上市的國有企業共計實現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約2.1萬億元人民幣。若將其上繳比例由現有的兩成提高至五成，則可新增約6000億元的財政收入。同年，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缺口約為7200億元。二者相抵，近乎實現收支平衡。須知此尚僅限於已上市的骨幹央企，若計入全部國有企業，其總利潤規模可達四萬億元之巨。由此可見，該項政策具備相當可觀的調整餘地。
誠然，此舉勢必觸動現有利益分配格局——私人投資者從國企紅利中獲得的份額將被相應壓縮。而這恰是改革攻堅的核心難點所在。
其二，建立健全針對財產性與資本性收入的直接稅制。適時開徵房地產稅、遺產與贈與稅、資本利得稅等稅種，不僅能有效緩解地方財力緊張局面，更是調節貧富懸殊的有力工具。其潛在效應顯而易見，唯因其直接影響高收入群體的既得利益，故而推行阻力重重。
其三，全面落實《勞動合同法》的各項規定。切實執行每週工作四天、每天十小時的工時制度（注：此處系作者觀點，不代表現行法規），穩步提升勞動者薪酬水準，使其毋須依靠過度加班即可維繫有尊嚴的生活。如此一來，居民消費能力得以釋放，市場活力自然復蘇，稅基亦隨之拓寬。
綜覽上述提議，其計算過程並不繁複，常人皆可明瞭。真正的癥結並不在於技術層面的可行性，而在於施政者的決心與勇氣。
第四章：中國的獨特優勢與未來抉擇
行文至此，或許有人會產生疑問：為何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西方企業在全球競爭中敗給了來自中國的對手？尤其在製造業板塊，中國企業賴以制勝的關鍵要素究竟是什麼？
依筆者淺見，其根源在於：**社會主義政權通過對關係國計民生的重點行業實施國家控制，如基礎教育、基本醫療、能源供應、通信網路及公共交通等領域，成功阻斷了私人資本對這些天然壟斷部門的掌控。這使得中國的公營機構無須向私有壟斷勢力支付高昂的“租金”，從而天然地形成了相較于資本主義同行的顯著成本優勢。
有鑑於此，我們在持續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中，務必審慎權衡短期效益與長期制度優勢之間的關係。切忌為了一時的效率提升而輕率捨棄歷經艱辛構築起來的核心競爭力。
結語：站在十字路口的歷史擔當
“三資三化”改革無疑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歷程中的重要一環。它不僅關係到國有資本運營效率的提升，更牽涉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鞏固與發展。在這場深刻變革中，我們既要勇於突破傳統束縛，積極借鑒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更要始終牢記初心使命，堅守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唯有在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探索中找准平衡點，才能使我們的國有企業不僅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屹立不倒，更能永葆其為人民服務的本色。